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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信的內涵

誠信就其內涵而言，包括誠和信兩方面；這兩方面既有所區別，又可以互訓使用。

　　“誠”的內容又包括兩方面：一是真實，二為誠懇。真實的意思是不有意歪曲客觀事物的本來面貌。人對客觀事物的認識，本來就包含著兩方面的內容：一是客觀事物給人的聲、光、熱等刺激，二是主體對這些刺激的加工和整理。由于主體對客觀事物進行了加工整理，而作為此整理基礎的人的實踐又受到歷史條件等的制約，人的主觀認識與客觀之間有所差距，是難以避免的。但真實要求忠于自己現階段對客觀事物的認識，而不因為什么原因，特別是因為自己的利益而去有意的歪曲它。誠懇的意思是不有意歪曲自己主觀意圖的本來面貌。人對自己的主觀意圖，一般有著準確的把握，但直接表達這些主觀意圖，可能要付出代價。但誠懇要求忠于自己，而不是由于畏懼代價而去歪曲自己。真實與誠懇結合起來，就構成了“誠”的基本內容。”信“字由人字旁加一個言字組成，指的是人說話要算數，對自己的承諾負責，要言而有復，諾而有行。在古代，信一開始指的是在祭祀時人對神靈所說的話；由于古人認為神靈支配著自然并統治著自己，因此這些祭祀的話對他們來說具有非同小可的意義，必須要遵守。后來，這種意義擴展開來，不再是對神說的話要算數，而是所有的話都要算數了，言必信，行必果。誠與信有所區別：誠講的是不能歪曲主觀和客觀的實際狀況，更強調靜態的真實；信講的是不能違背自己的諾言，更強調動態的堅守。更深一層的，誠是一種內在的德性與修為，而信則是一種外在的確認與表達。但二者之間的聯系又是一目了然的：靜態的真實是動態堅守的基礎，動態堅守也是靜態真實的結果；內在的德性與修為會通過外在的言行加以確認，而外在的言行沒有內在的涵養作為基礎那也是難以持久的。正基于此，誠信經常互訓連用：一方面，用誠來解釋信，用信來解釋誠，“誠，信也，從言從聲”，“信，誠也，從人從言”；另一方面，誠信結合在一起，表示誠實無欺、恪守信用之義。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誠信的內涵是有條件的，而不是絕對的；它需要由更高、更重要的價值來引領和統率。當誠信的要求與更高、更重要的價值相沖突時，誠信需要服從那些更高、更重要的價值。例如當誠信與愛國相沖突時，誠信就應該服從愛國。如果侵略者向公民索要事關民族利益的機密時，如果公民在這種情境中講求誠信，那無疑是非常愚蠢的，因為這樣的誠信會傷害國家利益。如果這時能夠隱瞞或者騙過敵人，那就非常機智了；如果不能夠隱瞞，則大義凜然地拒絕敵人，乃至舍身成仁，那就更是民族英雄了。

為什么要誠信

誠信是各個文明都加以珍視的基本價值，而中華民族更是把誠信作為人之所以成為人的基本特點之一，認為人無信不立。西方社會步入近現代之后，由于市場經濟履行契約的基本要求，開始把誠信作為最重要的個人品質加以強調。隨著中國加入全球化，特別是實行市場經濟之后，契約精神所要求的誠信維度也愈發被凸顯出來。可見，中國公民的誠信品質基于兩種互相融合的傳統，一是中國文化中內誠外信的傳統，二是市場文化中契約之信的傳統。

中國古典文化與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一個基本區別，就是中國人沒有宗教傳統，而西方人卻無法想象如何在沒有神的條件下設計自己的生活意義。中國人將自己的意義不是歸結于上帝，而是歸結于自己的家庭和種族，用近乎無限的血緣和民族的延續，以及與之相應的文明傳承來彰顯自己有限生命的價值所在。但家庭和種族又來自于哪里呢？來自于自然和天道。于是，忠實于天地，順應于自然，便成了中國人安身立命的價值支撐之一。而正是這種價值支撐，將“誠”的品性植入了中國人的生命意義。《禮記》講“誠者，天之道也”，以及朱熹注解的“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都是沿著這個邏輯來解釋誠對于人的價值。因此，“誠”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基點，不是由于類似契約之信那樣的外在原因進入了倫理系統，而是由于人的價值需要而內化于人性本原。在古代中國人看來，天地萬物皆有其道，不為人力所變，而人作為自然的產物，也應該保存天道自然的這一特征，從而將外在的自然特征轉化為了內在的德性品質。如果說在西方文化中，人無誠信還只是沒有道德的話，那么在中國文化中，喪失誠信就在理論上被剝奪了做人的資格。這是相信上帝造人的基督教文明邏輯所難以企及的。既然誠是人的基本特征和內化了的德性，誠就必然要通過人的言行表現出來，并成為一個動態的過程，這就是信；反過來，一個人是否可信，也就成了他是否誠的判斷依據與標準。如果一個人是誠的，那么他必然也是信的；反過來，一個人是信的，他必然也是誠的。孔子沿著這個思路，就得到了“今吾于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的結論。這種內誠外信并達到誠信統一的傳統，向我們提示了誠信對于一個人的內在價值。只有誠信，一個人才獲得了順應自然的真誠無妄的德性，才獲得了與天地一致的安寧，才獲得了身心內外契合的統一。這便是中國公民誠信品德的第一個傳統，即內誠外信的傳統。

近代成為經濟生活普遍組織方式的市場本質上基于契約，這又形成了中國公民誠信品德的第二個傳統，即契約之信的傳統。契約基于合同，它的前提有二：一是人與人之間的互相獨立，二是人與人之間的互相依賴。就人與人之間互相獨立而言，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并將與他人的交往視為自己收益最大化的手段，他沒有義務、也沒有必要將其它人的福利考慮進自己的選擇之內。就人與人之間的互相依賴而言，這些將自己與其它人區別開來的人之所以能夠這樣做，恰恰是因為他們不是通過血緣宗法關系，而是通過商品交換關系來滿足自己的一切物質需求。這個認為自己獨立于社會的人，實際上比歷史上任何時候的個人都更加依賴社會，從而依賴其它人。一方面，公民把自己的利益看作與其它人對立的，排斥其它人來保護自己；另一方面，公民在現實中是相互依賴的，他們只有在交換合作中才能真正實現自己的利益。調節這種既互相對立、又互相依賴的辦法，就只能是預先規定各自的權利與義務，通過彼此約束的方式來限制各自利益最大化的沖動，簽訂契約。但簽訂契約并不能夠保證雙方都履行契約，因為既然假設雙方都是自私的人，就必須考慮他們機會主義地逃避契約義務的可能性。只要契約一方發現逃避契約的履行能夠帶來比信守承諾更大的利益，他就總面臨誘惑。這個時候，人們發現僅僅契約本身并無法解決自利人的相互依賴的問題，而必須引入誠信的道德維度，市場經濟的運轉才真正可能是平滑的。換而言之，如果沒有誠信，公民生活于其中的市場經濟就會陷入不可克服的混亂。正是這種必不可少的契約之信，與傳統文化中的內誠外信一起，構成了今天中國公民誠信品德的兩種原因。

誠信品質的現狀、問題與對策

今日中國公民誠信品質的現狀，可謂喜憂參半。既有很多誠實守信的楷模，也有不少無信無義的敗類。前者的典型如兄債弟償的“信義兄弟”，后者的典型則有臭名昭著的“三鹿”奶粉。普通公民中的情況也大體相似，有人一諾千金，有人言而無信。甚至在同一個人身上，都會出現時而誠信、時而失信的情況。這種現狀表明，我國公民誠信品質仍然有提高的空間，需要找到問題所在并針對性地加以解決。

公民誠信問題時有發生，問題出在兩方面。一方面，功利主義的興起與傳統道德的失落造成了人們不再把誠信作為自己的基本價值追求和安身立命之本，人們內心支撐結構的變化造成了誠信問題的出現。另一方面，市場經濟的契約體系不僅僅是道德要求，還是一種制度建構，而目前后者在我國尚不完善，給了違約之徒以可乘之機。

誠信問題，在中國古代主要是通過人的道德修養來解決的。作為安身立命基礎的誠信，是君子生活方式的特征之一。這種誠信不需要額外的制度加以保障，也不需要專門的懲罰來加以規訓；人內心價值體系的要求和生命意義的寄托，是其最好的保證。這種價值意義體系，是與前市場社會的倫理秩序相一致的。但隨著世界史發展到近現代史，封閉的小農經濟為開放的市場經濟所取代，個人利益的合法化是一個必然的趨勢。在公民的內心之中，便會出現理性計算與道德壓力的僵持。這種僵持在古代社會是不成為問題的，因為“君子”之所以為“君子”，正是因為他不能見利忘義。但在現代，公民的價值體系中利益的地位被抬高了，道德壓力的強調減少了，終于形成了二者的僵持。當利益的算計壓倒道德考慮的時候，人便表現不出誠信精神；只有道德考慮超過利益算計的時候，公民才能夠表現出誠信品質來。也就是說，在功利主義與傳統道德并駕齊驅的時候，在利益算計與德性思考等量齊觀的時候，公民并不能保證總是表現出誠信品質來。這便是當今誠信問題時有出現卻又不至于泛濫成災的第一個原因所在。針對這一癥結，沒有其它辦法，只能是加強宣傳和教育，在增加誠信的輿論氣氛的同時，適當地減少對市場經濟功利主義的強調，以改變公民頭腦中僵持二者的力量對比，讓誠信能夠穩定地戰勝功利，從而提高全社會的誠信水平。

實際上，發達的市場體系也已經找到了解決自己誠信問題的方向。在傳統道德受到功利主義沖擊更嚴重的西方各國，曾經面臨比今天中國更加嚴重的誠信危機。商品經濟越是發達，人越是表現為獨立的個體，他與其他人的相互依賴就更加明顯，契約就越是必要。更多的契約意味著更多的機會主義的溫床。當契約的締結者反復面對違約所帶來的利益誘惑時，自然會有更多的人選擇拋棄誠信。當這種行為上的短期化成為常態時，市場也就面臨崩潰的風險。為了重建誠信，進而保證契約的履行和市場的平滑化，從個人主義的視角看來，真正的出路就在于讓違約成本遠遠超過違約收益。當個人面對的理性計算的結果改變時，他的行為也就自然而然地改變了。具體的做法，是建立廣泛的信用記錄，而讓留下不良信用記錄的人在下次進入契約時面臨更高的門檻和成本。比如說，讓曾經沒有按時還貸款的人的名單在所有銀行之間共享，使其再次貸款時或者被拒絕，或者面臨更高的利率。當個人意識到違約的風險很大而且長期化時，他就會改變自己對違約成本的判斷，進而做出誠信的選擇。在今日中國，已經有了市場化的功利主義來誘惑人們放棄誠信，卻還沒有制度化的懲罰機制來引導人們回歸誠信，自然造成了有些公民義利不分的錯誤。雖然，因為懲罰機制總是少于和落后于人們訂立契約的場合，西方的這一思路和實踐并不能完全解決誠信問題，但是他們行之有效的制度化方式卻是值得我們借鑒的地方。相信在誠信記錄制度建立健全之后，誠信問題會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緩解。

一方面加強對公民的教育，從主觀上恢復中國傳統文化給予國人的道德感，另一方面建立對公民的制度化的引導，從客觀上改變中國公民面臨的利益選擇。這兩方面結合起來，就能夠基本解決中國公民當前面臨的誠信問題。